非必需氨基酸是人体不需要的氨基酸（非必需氨基酸）

上好勇则民轻死，上好仁则民轻财。

四、张载气本论视域中的神之诸义 在易学哲学发展史上，张载具有重要的地位。神明即心之一态，是通过学养而达致其极的状态：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，益之不已，至乎其极，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，则圣人矣。

（《困知记》，第13-14页）在罗钦顺看来，佛教正是以神用代替道体（蕴含着太极本体）。（《朱子全书（一）》，第155页）于此可见神之妙、神之用，但神之究竟内涵尚不得而知。造之非我，理自玄应，化之无主，数自冥运，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。理之主观义即是诚神心——诚神心使理成为主观的，成为具体而真实的，此即理之活动义，因此曰动理，而动亦是‘动而无动者。故穷变以尽神，因神以明道，阴阳虽殊，无一以待之。

神、诚、心是活动义，同时亦即是理，是存有义。但在其它语境中，朱子又常以神为气。[24]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82-283页。

梁先生之所以将中国社会称之为伦理本位，这与伦理在社会中独特的作用有关。无天地恶生？无先祖恶出？无君师恶治？三者偏亡焉，无安人。前者可以说就是缺乏政治上之民主。那么，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。

[9]梁漱溟：《梁漱溟全集》（第三卷），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83-89页。由于孔子的教化作用，这类仪式已失去固有的神圣性。

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，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，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缘故。也就是说，这种伦理情谊是中国文化的特色，是周孔礼乐教化的结果。然而周孔以来，宗教缺乏，理性早启，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。这实在是中西一切不同之所由来。

如果说中国人有与宗教形似的仪式，那就是所谓的祭祀活动了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。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，切志于中国问题之解决，从而根追到其历史，其文化，不能不用番心，寻个明白。所以说‘孝者所以事君，弟者所以事长，慈者所以使众。

众所周知，周公是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他又通过制礼作乐规范人们的行为，并且成为孔子思想最重要、最直接的源头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具体的礼乐，直接作用于身体，作用于血气，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，而理性乃油然现前，其效最大最神。

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，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

梁漱溟先生经过分析后，说：文化并非别的东西，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。各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则相争，彼此互为对方设想则相让。如何回应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？如何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，成为时代赋予当时思想家们的重要历史使命。孔子强调好义、好礼、好信，这无疑给受周孔之教的中国士人以理性的观念，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异的起点。他说：身体为个体生命活动之具，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所同有的。[36]而要认识老中国，就必须对中国固有的文化进行细致梳理。

[10]人们在读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一书时，则对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给予了肯定的评价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在论述文化早熟时，梁先生从心出发，把是否用心思考作为区别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重要标准。

作者系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，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进入专题： 梁漱溟 周孔之教 中国文化 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

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，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，引起凶残争惨祸。

[11]其实，论述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，既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需要，也是寻求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时代要求，即实现认识老中国，建设新中国的目标。只是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，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，各走一路。[18]孔子虽未对固有的宗教提出否定，但他从道德教育入手，启发弟子之理性，进而信赖理性，从而使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桎梏，剔除了原有宗教中非理性的障蔽。他说：我们所叙孔子走双路和礼乐等制度其以理智运直觉而行，亦既甚明。

由于生活的样法不同，生活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亦不同。[22]梁漱溟：《梁漱溟全集》（第一卷），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524页。

一、周孔之教与伦理本位 所谓的周孔教化，就是指周公和孔子的礼乐教化。这也是中国所走周公、孔子之路代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基因。

他说：我们走这条路是怎样走上去的呢？……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，中国从前所谓‘古圣人，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。中国文化从理性出发，也使其成为无对的文化，这是区别于西洋文化的有对的另一标准。

此种种关系，即是种种伦理。特别是民有、民享、民治三点中，缺乏民治（by the people）之一点。[25]尽管如此，有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质疑梁漱溟先生等人的观点。一句话总括：中国非无民主，但没有近代西洋国家那样的民主。

[36]梁漱溟：《梁漱溟全集》（第三卷），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40-258页。虽然梁先生认为，中国之所以出现道德代宗教现象，关键是在孔子，但他也没有否认周公之礼的重要性。

至于途术呢，则中国自古有‘以孝治天下之说。自世界大交通以来，西洋势力和西洋文化的东来，给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。

盖理性在人类，虽始于思想或语言，但要启发它实现它，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。[23]换句话说，未来世界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界，将是以周孔教化为底色的伦理文化的世界。